在美國，詩人和批評家有義務在正在進行的「詩歌戰爭」中選擇立場。雖然主流/實驗分歧通常是用不同的風格和美學來描述的，但對亞裔詩歌研究者Tommy Yu來說，它也可以被理解為文學史學的問題。當代詩歌的故事是主要詩人個人之一——洛厄爾、畢霞普、阿什伯里、麗塔多夫——還是文學運動和團體之一——垮掉派、非裔藝術運動、語言寫作？Harold Bloom和Helen Vendler等批評家試圖突出繼承經典文學傳統的個別詩人，而Marjorie Perloff則是將當代文學運動視為歷史前衛派延伸的最著名支持者。在現代漢語，大多數的斷簡來自中國相當晚遲的篩選。

前陣子艾略特一百年甚為清楚，中國的艾略特是一種在審查制度下形式主義的解放與反抗，在台灣是抖音式對杜國清一系列的遺忘，與不知道何以為在台灣可以是經典的支持（有了艾略特就沒了奧登）。「外國詩人在中國裡的安置現在已經如此完善，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忘記詩歌與當代中國的關係？」容我修改一下John Koethe在99年〈一首詩 刪除〉的思考。這幾年有時礙於本身經費、詩人行程、駐台機構的安排，有些詩人訪台也不得不跟同個語系湊一筆。與詩無關的書籍，也常是買中譯版本在請譯者修訂（成本不同）。「外國詩人在中國裡的安置現在已經如此完善，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忘記詩歌與當代中國的關係？」詩歌作為整個生涯基礎在社會環境中，台灣場域內詩人如何繼承歪曲而錯凌的現代主義，英國當美國，聖露西亞當黑皮膚並不少見。

學者Michael Leong曾特別提到這種跨國模仿與相襲的現象，他舉的是冷戰自由藝術的例子從John Cage、 Jackson Mac Low 到Andy Warhol ，台灣真實的情況並未真正揭露。有趣的是台北被當成節點，幸是幾年前湯舒雯的樂觀、不幸的是岑學敏的悲觀——（香港掰掰後）台灣真的準備好當華語出版節點嗎？台灣是否有穩定的文學術語/價值充當世界文學的貨幣各有其學術潮流的詮釋，不過價值誰說了算的神秘魔術，顯然不在此島。海瑟愛直指像是Jacob Edmond的《使之一樣》的詩歌浪潮，實則是模控論的一環，文化條件不僅產生了技術的模控論，而且還產生了至今仍然發揮影響力的更廣泛文化的模控論思維概念。而在梅西會議或是後來的中華未來主義，台灣只能二選一嗎？這是不合時宜設計下文化政策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