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這麼說是因為，從以前開始，梁整個人跟他的行為舉止，對同輩人來說就像一個試探世界底線的指標，姑且不論因人而異的體力或精神力，梁的事蹟某程度上來說像在彰顯「其實可以這麼做/其實做得到這些事」，起到了一個定錨的效果。不管是他在高中裡燙爆炸頭、創土地社上台北參加社運，還是高中畢業後搭船去中國（我們當時一直盛傳他偷渡過去xd）再騎單車去新疆；這些「冒險行為」對視野還不夠大的高中生來說是很驚人的，他讓同輩人多少重新審視了自己看待風險的權重，不再低估自己而誤判某些事「不能做」。甚至我後來大學看《阿拉斯加之死》時，腦海浮現的也都是這個人的事蹟。 其實對於上山，電影裡也有提到對於這件事的結果，所有上山的人都是先有所覺悟。沒有人是在不知情下決意承擔風險的，最多就是錯估風險的嚴重性。 也因此，當我們大學畢業那年聽到山難的事後，那個隱而未言的感覺就像撞牆一樣。不只是梁個人，可能也能解釋或象徵我們這個世代撞到了世界對於冒險這件事的底線。(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