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田二郎在《發想法》（成書於1967年）一書中，依據其自身對於田野調查的經驗，建構「KJ法」，強調這種聚焦於處理現場的研究對象的方法，對於當時的時代的人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技術。 他認為「現代的生活方式像滾雪球一樣的複雜，而且還不停地發生著變化」（《發想法》，頁160），僅憑既有的方法或有限的經驗，是無法應對這樣的生活狀況，必須要有能將零散的東西結合起來，創造新的東西的方法。 作為學術工作者，川喜田二郎認為，即便是當時的一些學者「也不是以現場資料為基礎總結出假說與理論，而是只記住了一些外國學者的學說或者自己隨意想出來的假說，又或者自然形成的慣例，打算只靠這些來處理問題。只是在為了驗證既有的假說時才蜻蜓點水地取一些認為有用的野外數據」，因而無法在假說之外產生有創造性的想法（《發想法》，頁161-162）。 很有意思的是，川喜田二郎認為，日本人那種老實地接受現狀的能力，不應被視為是一種缺點，反而在「KJ法」的輔助下，能夠由此特徵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他看來，倘若「沒有虛心接受所有外來事物的姿態的話，得不到真正的創造性」（《發想法》，頁16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