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公法社群，我不負責任的觀察是：大多數法律人仍舊自詡為形式主義（formalism），並且貶低法唯實主義。這種價值觀位階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台灣司法過去被政治綁架的歷史。但走出這段歷史，乃至於進入民主化時代，上述形式主義產生的結果是，很大程度的被比較法所殖民。比較法形式主義的問題，尤其是欠缺一套「該地法律社群所能接受的價值觀」，而無法鑑別或淘汰論證。 這種價值紊亂，進而造成面臨法唯實主義在法律論證上所面臨的雷同現狀：能夠獲得各種能夠結論的論證形式，而由法官自行決定。 然而，與法唯實主義的差別是，在長期貶低並欠缺法唯實主義的台灣法律社群中，法官沒有精確判斷政治後果的工具，進而只能在無知世界中，選擇好看的修辭，進而承擔無法預測的判決結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只覺得我們這一代的法律人，在雕琢法律論證的時候，尤其有義務說明，法律論證後面的盤算、猜測，還有所仰賴的事實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