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在民國98年的十幾年前 我去考高雄地院的法官助理 在通過筆試後就進入口試階段 當時的口試官問了我 「你支持死刑嗎？為什麼？」 我回答，死刑有不可回復性，若是誤判或偵查中存在瑕疵，可能會造成無辜的人被處死刑。死刑是最重的刑罰，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或許不是審判者能夠承受的。 口試官又問「那如果你是被害人家屬呢？想法會不同嗎？」 我：如果我是被害人家屬，我心中最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誰造成親人的傷害，如果透過各種方法可以確認犯罪者是誰，那我希望犯罪者可以受到相同的痛苦。 十幾年後，我的想法沒什麼改變，一個人被判死刑與被執行死刑，是兩個不同的命題，而被害人家屬角度或司法制度的角度，注重的點可能不一樣，也可能有重疊之處。 死刑制度的存否，一直以來都失焦、簡化成，殺人者應不應該死刑、反廢死者是不是需要體驗被害者家屬的心境，甚至成為攻擊政治對手或同意大法官的武器。在討論上，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沒有焦集！ 註：當年有考上，但沒去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