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人類，只是毫無保留地提供過度的『積極正面性』，完全缺乏尼采所說的主權獨立性。憂鬱的人像是『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那種會剝削自己的動物。更確切地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心甘情願的，完全沒有任何外來的威脅逼迫，他們同時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自身』，確切地說，仍屬於免疫學的範疇。雖然憂鬱擺脫了免疫防衛那種形態的思維架構，但是在掙脫的那一刻，功績主體便不再『具有能力』。憂鬱一開始是『創造力』和『能力』露出疲態。憂鬱的人會抱怨：『沒什麼是可能的。』但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自身能力達到極限的狀況下，仍然要求自己做出成果或貢獻心力，將引發破壞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行為，功績主體於是陷入與自身的戰爭中，而憂鬱症患者就是這場內在戰爭中的傷殘者。憂鬱症是人們深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而它反映的，正是自己對自己發動戰爭的人性。」 —韓炳哲，《倦怠社會》，頁36-37。